十几年来，中国书评事业尽管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真正高水准的学术书评仍寥若晨星，实事求是这一学术批评的精神仍亟待倡导、发扬光大。
为此，借《书的学术批评》（杨玉圣编）和《学术批评丛稿》（杨玉圣）面世的机会，中华读书报社、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辽宁大学出版社联合在北京召开“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专题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单位以及《中国书评》、《中国图书评论》、《历史研究》、《中华读书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这次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伍杰研究员主持。学者们会聚一堂，既肯定成就，又正视现实，围绕学术批评的成就与问题、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而努力，共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学术共同体。
伍杰（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书评事业是发展的、繁荣的，除领导重视、社会影响增大外，改变了长期以来无组织、无队伍、无园地、无研究和书评文章极少的状态。这些年来，书评队伍、园地不断扩大，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不断发展，书评文章多，书评学理论初步发展，特别是学术性、批评性书评从90年代初以来得到较大发展，维护了学术批评的尊严。但也存在不少隐忧，如吹捧性、功利性、广告性书评以及人情书评等陷阱书评过多，有分量的书评太少，因此书评应挤掉水分和泡沫，书评也要打假；最重要的是讲真话，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要敢于坚持批评和反批评，并特别强调批评性书评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王本浩（辽宁大学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表示，要切实改变目前书评沦为广告宣传、商业宣传的局面，开展严肃的书评和学术批评，对于活跃、净化学术空气，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辽宁大学出版社坚决支持正常的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将为此继续做出努力。
王宁（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所所长、教授）认为，现在，一方面，思想活跃、学术著作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急功近利、走“捷径”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抄袭成风，平庸、劣质的东西泛滥，因而我们目前亟需书评和学术批评，对好书要推荐、鼓励，对坏书要批评，但现在又是书评很困难的时代，最主要的问题是写书评得罪人，比如伍铁平教授因为一篇评论文章而吃了至今尚未了结的官司。伍教授说，她本人很少写书评，不是不想写，除了忙于学术研究外，主要是不想找“麻烦”；为了让书评得到健康发展、使学术批评拥有自由的空间，她呼吁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在批评的过程中明辨是非，推动学术进步与繁荣。
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主张，要搞好书评和学求批评，就应保持学术的良心，还应让书评与批评成为学术探讨的有效途径，学术批评应当有来有往，批判别人，也批判自己。
余敦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认为，现在的问题很复杂，有的需要具体分析；如何将书评、评论、批评提到学术的高度，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严格的学术批评在过去是很少的，以“棍子”为象征的政治话语、政治批评盛行。现在搞书评和学术批评，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开展批评，要解决“是高于、低于还是平等”的问题，心平气和。批评者应意识到自己不是真理、权威，而只是写书评和评论。
李醒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自然辩证法通讯》常务副主编）指出，学术批评是比较难搞的，不少的书评已经变味、变质了，至多是“不疼不痒地搔搔痒”；但另一方面，平庸的东西、学术泡沫太多，现在打击假冒伪劣的东西，应立足于拒绝低水平重复、拒绝评论平庸之作，“学会拒绝写自己不懂的著作的评论”。个人也许无力回天，但至少应当洁身自好，做出努力。
邓正来（《中国书评》主编）对于学术书评持“不是太乐观、反倒更是担忧”的见解，他认为，学术批评实际上是与学术传统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学术批评的知识基础和知识前提；学术不是真理，也不是意识形态，就是说，各家的学术观点都有局限性，知识没有终极性。学术批评不同于政治批评，也不是意识形态批评。学术批评依靠的是学术，在被侵犯的情况下当然可以呼吁法律保护，但学术批评唯一可诉诸的资源是学术资源。邓正来还指出：在强调学术批评时，我们如何学会被批评？批评与被批评，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双向的；在批评过程中，也包括批评我们自己，也要学会被批评。批评本身就是学术研究，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学术得到发展，知识得到增量，学术传统得以建立。一言以蔽之，即“从学术研究出发，鼓励讨论、批评、回应、再批评，通过这种良性的循环往复，真伪得以分辨，规范得以确立，观点得以交锋，学术得以提升。”
谢泳（山西省作家协会《黄河》杂志编辑部主任）认为，应逐步建立学术批评的民间立场，真正的学术还应当用民间的立场来评价。“对于人文科学的研究来说，民间立场就是学者的良知和追求知识的兴趣，”也就是学者目己的独立的立场；“如果一个学者不计较他的学术必然要带来的相应的所谓的教授、所谓的博导之类的头衔，以及由此而来的物质利益，那么他就应当用民间的学术立场来规范自己的学术研究”，反之，那些视学术为升迁工具的所谓学术，根本就不成其为学术，“也用不着批评，由它去就是了，只有当它烂到相当的程度，也许才能再有复兴的可能。”“我们现在谈论的学术批评，凡是真正体现了学术批评风范的，几乎都是在民间的立场上做出来的。”“我们现在的学术批评和学风的建设，我以为主要应当是保护学术，培植民间学术力量，恢复民间学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也重点强调了“学在民间”的学术取向问题，他认为，讨论学术批评问题，学界应当有信心，认认真真读书，踏踏实实做学问，相信自己能成气候，“不妨把学在民间叫得更响一些”。应划清学术批评与政治批判的界限，“既然是学术批评，可以从理论上、逻辑上、事实上加以批评，但不应怀疑对方的动机，也不应怀疑对方的智力。”问题是，现在“炒风”很盛，哪些是学术、哪些是非学术，这个问题乱七八糟，很多不是学术的东西却被冒充成学术去“炒”。中国的学术批评太少了，其实学术批评完全可以大有作为。一方面，要开展学术批评，另一方面被批评的人也要欢迎批评，也要有反批评。批评确实是件值得光大的好事，学风建设离不开真正的学术批评。对于张曙光的“学在民间”论，《历史研究》副主编张亦工编审、《美国研究》副编审赵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小凌等提出了不同的商榷意见。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我个人估计，如果学风不正，中国下一个世纪的学术将很难作出大的成就。”在改进学风方面，学术批评是一重要手段。他认为，不能说中国没有像样的书评，但好的书评的确不多。学术批评的任务与作用是多重的，除了揭露不良学风和剽窃等行为外，它还可以传播学术信息、评价学术成果、活跃学术气氛、提高学术水准等等。“当前很重要的任务是要营造一个学术批评的氛围”，学术管理机制需要调整，有分量的学术评论成果也应受到重视。批评的态度应是“实事求是、温柔敦厚”。“讲批评、讲评论多少年了，但很多人不愿意做。我们现在应当身体力行，不能光呼吁；大家都应把批评作为事业，把学术批评当作教育界、出版界、书评界的系统工程来抓。”他还呼吁在适当的时候创办《史学评论》。
李剑鸣（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主张在书评规范和体制上加以变革，建立可操作性的评论员机制；由权威的学术刊物组织、开展和推进书评工作，比如，建立专门的评论员队伍，由专家委员会确定所评书目、约请合适的学有专长的学者加以客观评论；尽量杜绝原书作者约请的“关系书评”，以防人情干扰学术评价；书评，即便是批评性书评，“最好是就书论书，书评本身要保持纯洁化，不要硬扯到政治或非学术方面。”
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主任、《史学理论研究》主编、研究员）着重强调了学术批评与学科建设的关系，“对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历程进行科学总结，以创造21世纪新的辉煌，离不开学术批评的关注和努力。就中国史学而言，也是如此。”他说，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各种形式的历史著述出版，但对这些著述进行科学反思的文章却是少而又少，缺乏科学意义上的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当前不少的“书评”回避矛盾或无原则吹捧，空话套话连篇。目前还很难说已建立起学术批评的环境，有一位年轻学者几年前在《历史研究》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书评，但原书作者却写了一张条子，骂这篇书评是“臭大粪”。如何从总体上加强史学评论、史学批评呢？于沛提出了三条建议：首先，应明确这种评论和批评在这个历史科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应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从理论、方法、原则、目的、意义、作用等方面进行系统的阐释。“没有史学评论、史学批评的历史学是不完整的历史学；没有健康的史学批评，就没有中国历史学的进步。”其次，切实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双百方针，逐步建立起开展史学评论、史学批评的正常的学术环境。无论是评者还是被评者，都应以平常心对待，都应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共同促进科学发展。最后，在不断提高史学工作者个人修养、不断提高史学研究水平的前提下，提高史学评论、史学批评的质量。历史科学的进步与史学评论、史学批评的关系，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应自觉地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割裂其内在联系，更不是将史学评论与批评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事。”
沈永兴（《世界历史》副主编、编审）呼吁要重视、改进和加强书评工作，“正常、健康的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学术界之所以在学风方面时常出现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是与学术批评开展不够或不能正常开展相关的。”因此，要勇于开展大胆、泼辣、有学术勇气和学术深度的学术批评工作，这对学风建设大有好处。但是，他以史学批评为例说，现在总的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表现在：第一，没有形成一支初具规模的史学评论队伍；第二，史学评论的园地少，评论文章发表得也少；第三，书评文章不受重视，既不能列为学术成果、得到承认，写起来又费力不讨好，稿酬也低；第四，书评的总体质量不够高，如多数书评缺乏一定的学术性和争鸣性，有些书评存在严重的商品化、广告化倾向，有的说违心话、过头话，甚至充当劣等的吹鼓手、化妆师，写作方法上的八股化倾向仍然比较严重。沈永兴归纳道，“书评的根本功能在于鉴别作品的高低、优劣、真伪，向读者作出公正、客观的鉴定。首先是不要轻视和小看书评。其次，写好书评并不容易。我们呼吁，为向读者负责起见，书评应当讲真话，讲实话，好则要讲出好的理由，不足要说出不足在何处。提倡书评的争鸣和讨论性。应当唤回真诚与良知，停止庸俗的捧场和廉价的叫卖，书评不是广告，书评也应当打假。只有这样，才会有优秀的书评，才能树立良好的学风，才能改变精品‘藏在深闺人未识’或者平庸作品泛滥的现象。”
王建辉（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编审）指出，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书评理论研究与书评写作，他特别强调：要搞好书评，学者须有学术良知，这可能比学术独立更重要；学术书评要讲究学术规范；对书评应有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同情。
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提出，开展学术批评，一是要讲学术独立与自由，二是书评需要有一种精神；他认为，在我国，目前书评的数量亟待充实，书评队伍需要扩大，书评质量有待提高，书评氛围应当改善。“要形成一个健康的、生动活泼的书评氛围，应当符合或遵循以下三个原则：即有利于学术争鸣和学术繁荣，有利于学术及书评队伍的团结壮大，有利于图书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据此，书评、学术批评应养成朋友间平等的融洽气氛，书作者、评论者、编辑之间畅所欲言的气氛，还应有同行间与人为善、相互切磋、取长补短的自由研讨气氛。“学术批评切忌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式的与人为敌的大批判气氛；切忌以势压人、以学术和理论权威自居的学霸作风；切忌以人划线或阿谀奉承、借机吹捧或打击报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不良学风。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黄安年还郑重呼吁，“为了培养良好的书评氛围，除了作者队伍、书评队伍的学术道德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即提高编辑的学术水平和职业道德。”
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批评了书评界多年来存在的不正之风，“老实说，多数书评早已变质，大多只是作者策划的广告或评奖资本，甚至只是自己捉笔请人签名，实在请不到人就造一个笔名作自我吹捧。批评性的书评也很少署真名，对批评的对象也闪烁其词，不是回避作者，就是隐去了书名。更恶劣的做法是，以笔名写书评扬己抑彼，借专家（自然都没有具体的姓名）或读者的名义吹捧自己的书，又肆无忌惮地往别人的书上泼污水，射暗剑。”葛剑雄有感而发，在《书评何必匿名》的书面发言中主张，“严肃的书评、特别是与自己的作品有关系的书评应该用真名。对用笔名吹捧自己并攻击别人的稿子，编缉部应该严格把关，不予刊登。一旦发表，书评界应给予无情的揭露。”他认为，现在无论是评图书奖还是学术奖，往往与书评挂钩，从而造成书评的泛滥。书评的多少、刊登的范围、作者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反映了该书的影响，但并不尽然，更不能作为唯一的或绝对的标准。有的书学术性，专业性强，或内容深奥、篇幅大，书评就未必多。现在一些署着名人名字的书评，不少并非出自名人之手，而是别人甚至是书作者本人写的稿子。这样的书评，即使数量再多、刊登的范围再广，又有什么积极意义？要改变这种局面，葛氏认为，“主要需要书评作者的自觉和自律，还有待学风的根本好转”，但书评界、有关部门也可以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如对一些影响大、质量高或错误多的书专门组织书评、评奖时由评委会挑选专家写书评，而不是让作者自己去拉书评或者炮制书评。
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一向对学术书评“破中有立”的建设功能十分看重，他非常钦佩我国古文字学前辈唐兰先生的忠告：“治学问而不敢明是非，还成什么学问。学问本只是求真理。我们找出自己过去的不是，指责别人的不是，同样，也愿意别人指责我们的不是。”比如，武汉大学教授夏渌的厚达493页的《评康殷文字学》即是对康殷的书的批评式书评专著。再如语言文字界对王同亿、申小龙抄袭剽窃的尖锐批评及对徐德江“公式”、“定理”的公开批评，都是值得称道的。不过，目前更多的书评还是无原则的吹捧。在我国，有的认为长辈不宜批评晚辈，有的认为晚辈不宜批评长辈，还有的认为“无名小卒”不应批评名人或名人不应批评非名人，凡此等等，都影响了严肃的书评事业的发展。在伍氏看来，书评应对不良学风进行及时的严厉批评，防微杜渐；因为“学风的好坏是关系学科存亡的大问题，尤其是现在已蔓延成风的抄袭剽窃现象，如不刹住，以假乱真，假做真时真亦假，一般读者分辨不出是非，假的著作竟然不断获奖，致使有人觉得这是获取名利的捷径，长此以往，将给严肃的科学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甚至会坑害一代乃至数代青年人。”正是基于对目前学术发展前景的忧虑和关心，这位语言学家近年来接连发表一系列长篇书评，呼吁“要注意学术研究中的文德和文风问题”，“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对读者要高度负责。”尽管因为一篇题为《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的学术评论而引来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伍铁平依然坚信：“要抵制歪风邪气并发扬优良的文德和学风，开展严厉的学术批评是重要的推动力。”“这些年，我试着开展学术批评，备尝酸甜苦辣。个别人说我‘好管闲事’、‘挥舞棍棒’。对语言学界中的假冒伪劣和抄袭剽窃挥舞棍棒，有什么不好，难道对这种现象应该三缄其口、袖手旁观或者像个别人那样大唱赞歌吗？令人欣慰的是，有许多读者写信给我，对我同学术骗子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鼓励我同语言学界的各种歪风邪气进行不懈的斗争。北宋的范仲淹说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希望这句话能成为我国知识分子开展学术批评和学风建设的座右铭。”
近年来，《中华读书报》、《辞书研究》、《历史研究》、《中国图书评论》、《中国书评》、《自然辩证法通讯》、《山西大学学报》等已经发表了不少堪称精品的学术书评，广受海内外瞩目和赞誉。这里不能不专门提到的是，为了改变书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的现状，《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首都7家著名史学刊物早在两年前即已决定联手协作，努力提高书评的学术地位，尽量吸引有学术成就和影响大的专家学者参与书评建设，“让书评成为引导读好书的金桥。”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学术界、读书界人士的共同心声呢？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据了解，除出版了《书评学》等专著、《书评理论研究》（博士论文）、个人书评集（如张曙光《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伍铁平《语言与文化评论集》、邓正来《研究与反思》、杨玉圣《学术批评丛稿》等）外，近年来还陆续出版或即将出版若干有分量的综合性书评集，如伍杰等主编《中国书评精品选析》、杨玉圣编《书的学术批评》，伍杰等主编《书评三十家》、邓正来编《＜中国书评＞选集》等。这些都是以往没有过的书评新气象，这是令人鼓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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